原中国驻瑞典外交官高锋

2010年5月

瑞典最有权势的是哪些人、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近日瑞典总工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事实，把瑞典这个福利社会的另一面暴露在人们面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一、 收入最高的是些什么人？

工会专家对瑞典社会进行全面分析后，锁定了对发现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198个不同职位，对自1950年以来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进行了追踪调查，把他们当时的收入与同年的工人工资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了瑞典社会差距空前拉大，在一些方面社会倒退了几十年的惊人结论。这198个职务来自11个不同领域或者说不同权力集团，它们分别是：

（一）企业界精英　这个集团包括了七大行业――机械制造、钢铁、建筑、造纸、金融保险、商业和其它行业的50个企业总裁。其所管企业在调查年度都是该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因而是最大的公司。其中有30多个是最大上市公司。这个集团在11类权力集团中人数最多，对瑞典经济影响最大，也可以说是企业界的决策人物。

（二）政府与议会领袖　他们是代表国家与政府的民选最高领导，也可以说是其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政府首相和五个最重要的政府大臣，议会议长、三个副议长和议会三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议会五大政党领袖、社民党书记和议会财政委员会的三位候补委员等共22人。

（三）劳资双方　劳动市场组织在瑞典影响很大，其主要代表自然也属于权力精英。如劳方三大组织――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和瑞典学者中央组织的主席，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和其8大工会的主席。资方雇主组织（瑞典企业联合会）和公共部门雇主组织（瑞典市政区与省议会联合会）的主席等，加在一起共26个职务。

（四）国企代表是10个最大国企的老总。

（五）城市代表是10个最大的瑞典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主席和其最高执行官共20个职务。

（六）都市高官　三大都市的住房、福利、医疗和交通管理局的12名局长

（七）上层社会　如王室、最高法院、教会、军队和驻外大使等传统的上层社会的11个职务。

（八）媒体大腕　包括了四大报纸主编、电台及电视台的5位台长和著名记者等16个大腕。

（九）科研教育　主要是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重要研究所所长和著名科研部门的头脑等10人。

（十）经济学家　近年来极力鼓吹要控制或降低瑞典工资增长速度，因此有必要看看这些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的收入。他们包括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三大银行、三大工会和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共10个职务。

（十一）人民运动　最后还有人民运动组织，如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大厦组织和房客全国协会和戒酒运动组织、红十字会和合作社组织和全国体育总会、田径运动协会、足球协会三大体育组织主席等11个职务。

这198个职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瑞典社会的精英。

二、如何调查权贵们的收入　

权高势重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其它收入，如企业董事一类兼职，会有资产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收入。因此调查时不仅仅要搞清其工资收入，而是要搞清其总收入。因为它比工资更好地反映这些上层人士的经济情况，可以给人对其实际生活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信息大部分可以从税务局档案、企业报告等正式材料查找，有些需要向有关方面进行查对。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人们不仅会有收入，还会有亏损，因此有些人会出现总收入低于其总工资的情况。与工人工资进行比较时使用的是其总收入。对于一些不担任任何职位的股票所有者和一些体育文娱明星没法进行连续调查，因而没有选入。

工人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人们把工人工资作为比较对象。在调查所包括的自1950年开始的所有年代，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国家采矿与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也是所以选定它做参照对象的原因之一。2005年工人平均年工资为261,690克朗（约合36200美元）。

统计时人们对同一类别的职务使用了平均工资和收入，也就是说把属于同一类别的职务工资或收入之和除以其总人数，从而得出了整个类别的平均工资（收入）。调查的目的在于追踪这些选定的职务持有者的收入变化，当某个职务换人时，调查对象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调查中的收入是指应税之收入，也就是说税前收入。调查者努力对有关人1950年以来的收入进行调查，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重要职务如电视台长等也尽力进行了追踪。

三、差距到底有多大？

　2005年这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因此他们的收入比55年前多了3.8个工人工资。比收入差距最小的1980年（4.9倍）多出了10个工人工资。2005年这些社会精英中有42名妇女，其中20名属于民主精英，而经济精英中没有一个妇女。

这些11类精英人物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其中企业界总裁们收入最高，而民选官员们和大学精英落在最后。下面按其收入多少依次进行介绍。

2005年这50位企业总裁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其差距不仅大于差距最小的1980年（16,5倍），而且比1950年时差距也大得多（26.1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差距有稳定下来的趋势。2000年是自1950年以来总裁们与工人的差距最大的一年，曾达到工人工资之46.4倍。企业精英收入近年来的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与股票等资本收入大幅度增长有关。2000年企业权贵们的收入之30%来自资本收入，2005年这类收入达其总收入之18%。

2005年名列前三名的企业家是PEAB建筑公司老板（年收入4,664万克朗）、爱立信公司老板（3,268万克朗）和斯堪地亚公司老板（2,810万）。他们与工人工资相比分别是其179、125和108倍。如果这三个总裁收入不计算在内，这个平均差距就从40.7倍下降到35倍。处于第四位的是“投资者”公司总裁（2,598万），第五位是斯堪的那维亚私人银行总裁（2,136万）。这家银行是瓦伦堡财团的权力基地，而“投资者”投资公司是瓦伦堡财团的旗舰。斯堪地亚是瓦伦堡财团下属公司，而爱立信是该财团与另一财团联合控制的企业。在五大公司中瓦伦堡财团控制了三家半，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超级财团在瑞典经济中的显赫地位。1998年至2005年间经济界精英们的工资平均增长了55%，同期股价平均上涨30%，而工人工资仅增长24%。

按其总收入排名第二的是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处于前三位的是国家电信公司（938万）、水电公司（769万）和邮电公司（499万）总裁。如果不把他们的高收入计算在内，其它人的收入就降到工人工资的8.3倍。国家电信1950年是100%的国有公司，但目前国有股份仅占45%。国家银行总裁208万。

十大经济学家的收入也很高，在11类精英中名列第三。他们是三大银行和工会以及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2005年其人均年收入是工人之9.1倍。其中斯堪的那维亚私人银行（431万）和学者工会经济学家（601万）收入最高，如不计算他们俩的收入，这一差距会降到6.4倍。

26个劳动市场代表平均收入是工人的8.1倍，其中总工会主席总收入110万，是工人工资之4.2倍，职员中央组织主席138万（5.3倍），学者中央组织主席139万，冶金工会主席137万。但瑞典企业协会主席（1667万）等三名资方组织代表收入都超过了工人工资之10倍，没有他们三人，这个差距会降到4.1。

16个媒体大腕平均收入是工人之6.4倍，最大报纸《每日新闻》社长354万，《晚报》主编319万，瑞典电台台长185万，电视新闻台主编131万，私人电视台四台长323万。最著名记者103万。

人民运动组织11个代表收入是工人之6.3倍。其中合作社组织总裁收入最高（466万），全国农民协会主席232万，国家体协主席121万，足球协会主席102万，红十字会主席105万。

12个地方企业经理们的平均收入115万，是工人工资之4.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建筑局长133万，交通局长122万，哥德堡交通局长103万，马尔默卫生局长109万。

11个传统的上层社会代表人均收入是工人工资之4.1倍，其中王室总管收入125万克朗，最高法院院长146万，国家总检察长收入100万，三军总司令139万（5.3倍），大主教92万，驻美国大使87万。国王没有工资，这一年收入仅53万，但他的收入一般不列入统计。

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3.6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4.9，1985年他们的收入仅是2.4个工人工资。

2005年议长工资143万克朗（5.5）。政府首相年工资是145万克朗（约20万美元），是工人工资之5.6倍。财政大臣同年收入105万，外交大臣106万。财政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85万。政府首相1983年前与大臣们工资相同，后来距离逐渐拉开，现在首相与大臣收入已经相差一个工人工资。首相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由1980年的2.2个工人工资，增长到2001年的5.1个工人工资，其它大臣的收入同期与工人相比由3.1倍增长到4倍。而首相与大臣1950年收入分别是工人收入之7.2和6.2倍。2005年保守党主席收入127万，社民党书记112万。政府和议会领导们的收入水平在这11类精英中是倒数第三。

大学与科研部门10位学者收入是工人工资之3.4倍，其中国际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院长161万，卡路伦斯卡医学院院长153万，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院长63万，隆德大学法律学院院长65万克朗。

地方民选官员的收入也不高。十大城市市长和其执行官20人的收入2005年是工人工资之3.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和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长的收入分别为106万、108万和165万克朗。三市政府执行官的收入分别为133万、97万和119万克朗。

附表1：1950至2005年瑞典经济、政界、国企、地方、大学等各界198名精英收入与工人相比之倍数

1950 1970 1980 1985 1990 19952000 2005

经济 26.1 14.2 9.1 13.1 16.5 26.3 46.4 40.7

政界 4.9 5.3 2.7 2.4 2.8 3.3 3.7 3.6

国企 8.8 7.2 5.4 5.8 8.3 13.9 11.5 16.7

地方 4.7 3.6 2.8 2.5 2.8 3.2 3.7 3.4

大学 5.7 4.8 3.6 3.1 4.6 6 5.5 3.6

全体 11.1 7.2 4.9 5.9 7.2 10.4 11.7 14.9

民选代表特别是民选高官由人民选举来统治、管理和领导国家，应该是人民公仆并在各方面为民众做出好的榜样，因而他们的收入发展落在后面，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是可以理解的。但国际著名学者（除了少数直接为经济界服务者外）也落在最后，可能与其工资由国家决定有关。

总之瑞典收入差别自1950年开始兴建福利社会起逐步下降，到八十年代中期其福利社会建成时降到最低点。之后逐步回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其企业界和与企业有关的精英收入近十年来飞速增长，与工人差距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55年前。其他精英包括其政府高官与工人差距也在扩大。虽然其增速较慢，但瑞典社会差距正在迅速增长。

五、国际比较

瑞典是一个欧盟成员国。其经济与国际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联为一体。但其企业界的老总们的收入却长期低于主要欧盟国家。以其工资与工人工资的倍数计算，1988年瑞典大公司总裁工资是工人工资的6倍，在英、法、德、意和瑞士等西欧9国（平均10倍）中位居最后。1988年至2001年间，瑞典企业老板们收入增长很快（约90%），但其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差距（15倍）到2001年仍低于九国平均水平（17倍）。

瑞典政府高官收入与欧盟同级官员相比差距更大。其国家总局局长和政府高官一般比欧盟同级官员工资要低50%至60%，纳税之后差距更大。本世纪初瑞典政府各部的法律总司长每月收入53,000克朗，而其欧盟同事的月工资是120,000克朗。他们年工资差距为800,000克朗。部长一级官员在欧盟工作要比瑞典大臣们每年多收入70至80万克朗，在纳税后两者差距也有40万至50万之巨。目前瑞典有1000多人在欧盟机构工作。他们所拿的高工资对瑞典国内人员自然产生了不小影响。

附表2：2002年至2003年瑞典与欧盟同级高官纳税后收入和瑞典官员占欧盟同级官员工资比例

瑞典工资 欧盟工资 瑞、欧相比

总局局长 35,50079,500 45%

副部长34,500 76,00045%

法律司长 30,00076,000 40%

人事局长 26,50069,000 38%

六、 政府政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加入欧盟之后，瑞典社民党不得不对其收入政策、福利政策、税收政策和对国有企业政策等进行全面调整以与国际接轨。这些调整主要包括：（一）取消管制　政府自八十年代中期修改法律，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同意外国银行在瑞典自由营业等。（二）改造国企　政府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对经过改造不能扭亏为盈的企业，政府将其关闭或转售私人。政府把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改造为股份公司后，将其推向市场。（三）降低税收。为了刺激人们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并打击不断增长的偷税漏税活动，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四）国际融合　政府1986年与欧共体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同时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1991年又决定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机制挂钩。1995年正式加入欧盟。（五）调整福利　政府自九十年代起对其社会保险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80%，以至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头一天失业头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得扣发其20至60天的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六）加强竞争　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其政策调整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这些市场取向的改革虽然是瑞典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它们必然会促进其社会精英收入向国际靠拢，从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据调查，1991年瑞典收入最高的10%的人占私人可支配总收入20.1%，2000年上升到25.8%；其中1%的最高者的收入同期由国人可支配收入之4.4%上升到8.5%。期间社会差距以基尔系数衡量，由0.221上升0.243，在经合组织27个成员国中仍然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丹麦。由于其政策革新，瑞典国际竞争力2006年跃居世界第三，超过了美国。但社会差距继续扩大，基尔系数升到0.246水平上。

这些变化特别是社会差距的扩大，对传统上推崇平等的瑞典人的观念带来极大冲击和痛苦的调整。许多人对社会精英的作用及其待遇有了新的看法，对社会差距拉大的承受能力有所提高。但仍有不少人对八十年代的“公平社会”念念不忘，从而使主导政策调整的社民党付出了沉重代价。自1991年社民党取消工人集体入党制度后其党员总数急剧下降，在2006年大选中又失去执政党地位。但总工会就瑞典人收入差距进行的有关调查对于瑞典百姓了解情况，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尽力减少其副作用依然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