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时把瑞典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称为“瑞典模式”，要末把它描绘成为理想的模式，要末就是不正常的模式。但是瑞典的体制曾经发生过巨变。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说，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共有三种不同的“瑞典模式”。

第一种模式从大约1870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这一“自由化”期间，政府基本上提供了稳定的支持市场的法规、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到1960年，政府的总开支（占GDP的份额）以及收入分配都与美国的基本情况相当。在这一个世纪的期间里，瑞典从最贫穷的西方国家之一转变成为人均GDP第三富有的国家。换句话说，瑞典在建立非常慷慨的福利国家体系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富国了。

第二个时期从1960年到1985年。在这一时期里，自由化时期的自由贸易体制得到了维系，而且在不同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回合中得到了加深。但是占居主导地位的要点却是建立慷慨的福利国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与1960年的大约30％相比，公共总开支达到了GDP的60％到65％。而且，对于几乎所有的全职雇员，边际税率达到了65％至75％，与此相比，1960年大约为40％（包含了所有家庭的税收）。

实力强大和集中领导的工会组织造成工资差异的缩减和对公司利润的挤压。在这一期间，工作、储蓄以及开创企业的经济激励遭到了削减。而且，实施了新的劳动力市场规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实施的严格的就业保障立法。在二战期间实施的金融市场规范得以保留。这种经济和社会体制通常被人称为“瑞典模式”。

尽管经济表现在这一期间并不糟糕，但是却并不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至1995年期间，瑞典的人均GDP落后于富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18％。结果，以人均GDP衡量，瑞典在经合组织中的位置从第三名下降到大约第十七名。这部分可以解释为“追赶”机制，即技术上落后的国家从更为先进的国家进口技术。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期间14个国家不仅追赶上了瑞典，而且在人均GDP上超越了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瑞典解除了资本市场的管制和外汇管制，九十年代早期加入欧盟，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第三种瑞典模式的胚胎。在1991年，大部分人的边际税率减少了10％到20％。这些改革具有广泛的政治支持，而且实际上是在社民党执政时期发端的。结果，主要是在中间偏右政府时期，数个产品市场解除了管制，包括电信、电力、道路交通、出租车以及铁路的某些领域。

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进程尽管与持续的税收资助相伴（实际上基本上是一种券票体制），但是却开始于“公共事业”领域，特别是托幼、教育以及照看老年。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竞争和选择的自由。

部分地由于这些改革，瑞典的增长率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得以提高，今天，已经恢复了先前从1970年以来人均GDP落后部分（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的三分之一。但是，瑞典的特点还是高福利依赖，大约23％工作年龄的人口在最近几年中依靠不同形式的政府福利生活，这些福利包括临时和永久性残疾福利。

2006年秋季当选的新中间偏右政府承诺继续经济自由化。政府宣布计划，将国有公司私有化，改善小农庄的条件，并且继续增加公共事业上的个人选择自由。该政府取消了财富税（先前的社民党政府已经取消了遗产税）。

而且，该政府还温和地削减了工资税收，轻微地降低了某些福利的慷慨程度。后一政策的理由是改善政府预算，另一个是让工作与政府福利相比在经济上更有报偿。

确实，今天的瑞典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正在转移回到六十年代政府干预爆炸前的自由经济体制之中。但是这里有两个基本点需要说明。首先，所有的政党都同意，尽管在社会保险体制中可能会更大地采用保险原则，但是福利国家体系应当维持由税收资助。所以，即使国家福利的慷慨程度可能会受到限制，总的政府开支不大可能从目前GDP的53％大幅度退缩。

第二，人们大多认为，尽管环境问题上的政策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手段（为破坏环境付费）而不是在数量上的法规，政府应当在这一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很明显，某些政策措施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与瑞典的传统平均主义相冲突。因此，目前自由化浪潮的根本问题是这些改革取向在政治上是否可以维系。2010年的大选将会给出部分答案。(作者林德贝格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国际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