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的起落作者：[瑞典]珀.奥尔森著葛晶晶译

“瑞典一直以来都是市场经济”，现任的右翼政府在其网站上经常这样宣称。这确实是真的，瑞典从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工人阶级管理和掌握国家政权，实现社会公平及民主的计划生产。瑞典既不是所谓的“混合经济”，也没有提供“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一种选择（如果这种形式的社会存在的话）。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国内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瑞典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成为世界各国的榜样。普遍性福利是通过公共手段（即税收）资助的，在瑞典创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有世界一流的医疗、养老保险体系，儿童保育系统也是首屈一指的，还有其他覆盖社会各个角落的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险。在那些日子里，瑞典是“福利国家”、和谐国家，这被人们称为“瑞典模式”，虽然这个词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流行了。

但是，这个瑞典模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存在了。2003年，有线新闻网（CNN）报道说，“现在离‘瑞典模式’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岁月已经很远了”，那时瑞典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被视作现代化和进步的典范。而现在，大多数资本主义评论员所说的“新瑞典模式”指的是私有化的模式、放松管制和其他市场导向的“改革”，还有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瑞典治理银行业危机所采用的方法。总之，目前的瑞典模式被人们看作是用来展示资本主义胜利的新自由主义的“作品”。

“今天说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十分离谱的，这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比美国走得更远，瑞典已经成为某种私有化的实验场所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人类学教授赖恩.帕默这样评论。前驻纽约总领事欧莱.威斯特拜瑞吹嘘道，“在许多领域，我们（瑞典人）拥有比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更多的私有化。约80%的新学校是私人的，铁路和地铁系统也同样。”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二战后繁荣的结束，标志着旧的瑞典模式的终结，甚至更早在经济进入停滞阶段的前几年就已经开始。由于瑞典没有参战并声称保持中立，瑞典的资本主义极大地受益，至二战结束时国家的生产力保持完好无损。资本家在战争开始时与德国关系亲密，因此大发战争横财。德国在许多年里都是该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瑞典的铁矿石和滚子轴承是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必不可少的。但是，当纳粹德国败局已不可避免时，瑞典的资产阶级转而向盟国出售商品，同时也是为获取保护，抵御苏俄不断扩张。

二战结束时全球有一个巨大的商品需求——如钢材、铁矿石、木材等——瑞典企业可以获得高额利润。20世纪50年代初，瑞典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在1950—1975年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商品的产量和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瑞典经济每年增长4%。然而，早在世界经济回升疲软之前，瑞典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已经出现停滞不前，此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渐渐赶上或超过瑞典。1965年后，瑞典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开始下降。

与瑞典的主要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相比，20世纪70年代是瑞典经济相对缓慢增长的十年，并且充满了一连串的危机。1975年，瑞典的造船业是世界第二，随后几年就崩溃了，纺织业也是如此。在整个70年代，瑞典经历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低于西欧其他国家的年增长率。

尽管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仍在继续扩大。这里面有许多原因：重新觉醒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劳工运动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继法国1968年运动之后的政治激进过程。大量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女性使劳工运动更富活力，更有力量。事实上，“福利国家”在这几年达到了顶峰。资本家被迫接受工作场所的改革，给工会提供更多的权利，例如协同制定决策法（瑞典MBL）、工作环境法——新的就业保护法，等等。此外还有公共育儿制度的建立和积极的育儿假法的实施。

但即使是现在，也有许多迹象表明，资产阶级认为他们作了太多的让步，时钟必须倒流，社会和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已经没有古典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了，虽然劳工领袖们仍然固守这种错觉，梦想着“资本主义可以有人的外形”。1980年，统治阶级试图划清界线，组织了大规模闭厂，但工人们随后也举行了罢工，最终还是以资本主义进攻的失败而结束。在工业领域失败之后，统治阶级转向了政治舞台，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取得传统右翼政党的支持，发动了一场反对雇员投资基金的恶性运动。雇员投资基金由工会联合会（LO）提出，1976年已经试图通过购买股票影响公司的运行。工会联合会的原意是希望借此软化资产阶级，但瑞典资本家纷纷反对，其实不是针对雇员投资基金，而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反动统治阶级的进攻得到了回报——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合会领导作出了让步，这又一次证明他们从没有想真正挑战资本主义及其对生产资料和分配的私人占有。

同样，所瑞典谓的“混合经济”从来就不是公共和私人公司的混合。事实上，瑞典的国有部门比许多其他国家小，其作用是为占经济统治地位的大型垄断集团提供廉价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研究和开发，而社会福利制度和民主政府为资本主义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在瑞典，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可能比多数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进一步。“这是一个家族企业，在它稳定时期，主导它的国家与欧洲其他最大国家的经济领域。” 2004年7月12日的《金融时报》在一篇关于瓦伦堡家族及其帝国的文章中写到，“没有任何家族企业可以在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瓦伦堡在瑞典一样当道”，“瓦伦堡对瑞典企业的主导得益于历届社会民主党政府”。在一个时期，瓦伦堡家族控制了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近40%的股份。即使彼得.施泰因这样一个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瑞典经济学家也承认，“虽然国有化在社会民主党的方案中是一项重点原则，但从未付诸实施”。

国有化从来不是“一项原则”。从20世纪30年代至1976年，社会民主党统治约40年，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国有化。很少有国有企业存在，这也是私人公司发展的反映，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所希望保持的东西。工会代表在公司董事会是作为股东的维护者，而不是工人的维护者。在董事会中任职已成为那些工会领导人获得额外收入的来源，而不是代表任何来自下级的民主监督，或对资本主义的代替，工会代表几乎总是与老板站在一边。最近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O.勒德维克森来自五金工会，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沃尔沃董事局任职工代表，2009年在公司解雇了数千名工人的情况下，他却投票支持大幅增加公司红利。工会联合会的主席W.L.韦丁也在关于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养老金公司”的负责人高额退休金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同样，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也因其持股损失巨大，降低了现有退休金的支付标准。2009年春季，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的人希望W.L.韦丁辞去工会主席。

从社会成员的数量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来看，瑞典的劳工运动在世界上的规模如果不是最强的，也是最强的之一，在某些阶段，工人总数的85%以上会参加劳工运动。1986年是最高峰，达到总数的86%。自那时起，工会的参加率就开始下降，尤其是2006年以后，而现在已经是71%了，如果目前的趋势不扭转，到2025年将只剩下61%。

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工会的斗争可以使工人的工资不断增长，几乎所有人都有工作。在此期间，阶级合作成为样板，雇主、工会领导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几乎并肩工作来推动经济的增长。集体谈判被称为制度的基石，“进入了中央统筹的工资谈判程序。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工资谈判一直是工会和它的反对派瑞典雇主联合会（SAF）之间斗争的问题。最后由工会联合会决定，调整劳动力市场各行业普遍的工资标准框架”。今天，每个行业的工会联合会直接与资方进行谈判，而他们签署的协议至多只保障相关工人工资的最低增长量——最终增加的工资得由具体的工作地点、水平或具体的“个别谈判”来决定。通过分解集体力量，分散化、个性化的工资构成自然不会使工人受益。然而，接受工资协议也约束了所有的工人。自1928年以来，一旦工资协议签订了——通常都有2—3年的期限——罢工就是犯罪活动。这反过来意味着，在有协议的时间框架内，如果工会包括当地的组织继续罢工，甚至只是口头上支持罢工，必须支付巨额罚款（罚款的总和随着时间已经增长了）。工人参与了所谓的“野猫”罢工不仅要冒罚款的风险，而且可能被辞退。简言之，在协议生效期间，罢工是不允许的。

在过去的20年间，瑞典的劳工法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提高罚款、在罢工行动之前的警告、国家机构（国家调解办公室）的强制调解具有法定推迟工业行动的权力。而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社会民主党参议员支持或提出的。

在二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冷战对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的疯狂围堵和迫害，工会中几乎所有工人民主分子都被剔除了。左派被边缘化，剥夺了说话权，工会变得极端官僚化和集中制，由高薪全职官员（全是社会民主党的正牌成员）统治，成员没有任何渠道能够影响到决策和政策。早在20世纪50年代，工会成员就失去了对国家工资协议和工会官员选举的投票权。

长期以来，在欧洲所有党的大选中，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员的投票比例最高。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个只有830万居民的国家（1985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拥有120万会员，大部分成员是通过集体联盟进程来自基层工会。然而，当1990年集体联盟遭遗弃、社会民主党领导开始称工会为“几个压力集团”之一时，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人数急剧下降。1991年已经下降到26万，自那时以来，党每年失去近万名会员。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15年内将一个会员也不剩！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开始的“制度改革”——社会福利的倒退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相结合。这种右转是有其国际和国内原因的：（1）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者（工人国际委员会成员）被驱逐以后，党内没有左翼或反对势力可以挑战这种新进程。在那场驱逐之后，我们都被警告过，而党内剩余的左派，或者放弃斗争，或者转向右派寻找“新思路”，同时，工会内部的左翼活动家数量也在减少。（2）瑞典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社会福利没有发展空间，资本家因此要求减少公共开支，削减工人经济蛋糕的份额。（3）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败之后，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日益激烈的国外竞争，使得新自由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扩张。（4）1989—1991年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包括瑞典在内的其他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的右转，进一步推动了这些趋势。在西欧，福利的实施被当作是争取支持、反对苏联和东欧斯大林主义的手段。当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资本家确信福利是不必要的和昂贵的“奢侈品”，并将公共服务转变成有利可图的私人市场领域。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制度改革”是从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放松管制创造了一个国内货币市场以及过快增长的信贷市场，加剧了市场投机和泡沫（借来的钱大部分被用来购买房产）。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导致大量资金外流，大量贷款损失和大量资不抵债的银行。许多银行倒闭，国家不得不介入。另外，20世纪80年代卫生部门的开支不断减少，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安德鲁.C.特瓦多在《1980—1994的瑞典医疗改革》一书中写道，“另一个后遗症是，在20世纪80年代，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医疗的实际比例在下降。1996年瑞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原有意义上的改革已经没有了，从现在开始，“改革”成了反改革。1991年实施的重大税制改革，即官方所称的“世纪税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种所谓的改革，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和资产阶级自由人民党共同制定的，终止了累进税制中的积极性。“税制改革”降低了所得税，尤其是生活富裕阶层的，同时提高了23%的销售税和租金。1990年2月20日的《纽约时报》评论道，“税务改变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是许多瑞典人所珍惜的社会平等的倒退。”这是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来描述反对派的规模和普通人对这种“改革”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右倾政策为1991年9月大选不可避免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此时正好是瑞典资本主义遇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991—1994年中，保守党政府处理危机的主要措施都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包括开始出卖国有银行。然而，危机变得更糟，甚至1992年11月只有在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上调至500%才可以阻止该国的投机性资本外逃。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并使货币贬值。这就是市场的专政。中央银行副行长拉尔斯伯格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银行危机压在我们身上。为了防止系统发生崩盘，中央政府被迫通过普遍的、全面的措施进行迅速干预，承诺不管现在还是未来，所有的瑞典银行都将履行他们对贷款人的义务。”一些银行被国有化或被迫寻求公共资金以残存下去。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政府花了4个百分点的国内生产总值，或者至少是65—70亿瑞典克朗（相当于今天的20亿美元）来拯救银行。1990—1991年度的财政盈余，到1993—1994年变成10%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由199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一跃而成1994年的78%。但是，当社会民主党于1994年重新掌权时，债务和财政赤字成了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方案的野蛮借口。这一方案主要是由左翼党（前共产党）支持的。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危机当然没有结束。1994年后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工作的保障，甚至没有暂停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一切恰恰相反，福利委员会指出，“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瑞典大规模失业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失业的影响。有180万人之多——大约是1990年所有18到60岁的人口的40%——在一段时间注册为求职者。”20世纪90年代，长期合同工人数由360万下降至300万，而临时工人数从40万上升到52万（占就业人数的15%）。尽管几年来经济在增长，相比1990年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1.7%，1999年却达到了5.6%。瑞典发现自己离社会民主党的老目标“让所有人有工作”已经很远了。

事实上，当时这个口号的地位已经下降了。社会民主党政府在1994年当选后，比其前任传统资产阶级政党走得更远。它削减子女免税补贴——首次真正降低这项福利的价值。失业福利被缩减到1996年收入的75%，低于1993年的90%。然而，由于失业保险存在着最高限额——支付的最高金额——工人越来越少得到收入的75%。由于这些变化，在1992—1997年间，平均失业福利水平由工资的81.3%下降至70.5%。（2006年，政府削减失业保障金之后，平均收益水平下降到51%。）此外，病假工资被削减，住房补贴越来越难拿到，等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这些举措激起了几十年来最大的抗议运动。这个抗议运动由罢工和学生的示威游行开始。学生斗争之后，是工人、失业者、病人、残疾人和其他受政府打击的群体的运动。此前，许多工人认为社会民主党也许仅仅失去了方向，但现在他们明白了，党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资本主义道路，它们要拆除社会福利和已经取得的社会成果。社会民主党总理甚至夸口说，瑞典开创了削减开支的世界纪录。社会民主党及其政策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称赞，例如该组织1999年9月2日曾说：“自从1994年巩固政策的实施，财政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相结合，以及减少利息成本，改善了生产结构，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并带来了1998年的22%的财政盈余……展望未来，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改革，对新生程序的改组，以及对公共部门企业的私有化，财政管理正在加强。”

私营部门雇员的比例——包括私有化或转包——市政服务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至此以来保持不断上升。国有部门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国家的雇员人数减少了一半——1997年为40万，20年后为20万人。在1994至2006年间，社会民主党政府出售了价值1160亿克朗（16.4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在许多方面，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瑞典还率先实施“市场改革”，在欧盟内部实施新自由主义。在保育、教育、儿童和青年的社会服务、照顾老人等领域，“公共服务”由非公共角色“生产”越来越普遍。1996年，瑞典的电力部门放松管制，允许分配领域的私人竞争。电信、邮政服务和公共交通也取消了管制。国营企业，包括1992至1993年危机中国有化的银行，在其损失被转让到公共部门之后都被出售。

瑞典在欧洲央行的副行长拉斯伯格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瑞典正在进行的另一项改革是养老金改革……随着1998年储备养老金改革的实施，创建了一项制度，而事实上这个制度并不能保证养老金储蓄者得到高额的养老金。”这个所谓的养老金改革——养老金私有化和降低养老金——在欧洲其他国家政府准备复制时，引起了民众的反抗。

社会民主党没有扭转其对手于1992年创造的所谓学校选择制度，该制度导致了设立私立学校的高潮。1991年，中学学生在民办学校的比例为1.5%——今天的数字是17%。在20世纪90年代，卫生部门也向私人开放。瑞典公民缴纳的税款应使瑞典公民享受到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不过，这只是在字面上的。在就诊、住院等方面，除了平时交的税款外，还必须支付费用——这些年来医疗费用不断增加。现在斯德哥尔摩看普通医生的费用为140克朗（20美元），专科医生要300瑞典克朗（约合40多美元），看牙医、作检查的费用通常超过1600瑞典克朗（约合85美元），而一个简单的填充要花费更多。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85万瑞典人看不起牙医。

由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缘故，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在1998年和2002的选举中继续执政。工人反对传统右翼政党，但也不支持社会民主党。党已经不再拥有和以前一样坚定的支持了，1994年以来其得票比例急剧下降。2006年的选举，是党自1921年——那年选举是按男女分开投票的——以来取得的最坏的结果。这是一个选举灾难，迫使主席珀生辞职。党的领导人改变了，但政策保持不变。自2006年失败以来，新的领导人强调，必须赢得大城市中产阶层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右倾。现任的右翼政府是2006年当选的，上任伊，为始创造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大规模削减失业福利和社会保险。当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时，这反过来又使情况更糟。现代史上，瑞典从来没有在社会安全网上出现这么大漏洞的情况下经历一次危机。

这个政府也想卖掉几乎所有剩余的国有企业，对所谓的自由“竞争”和私营公司的潜在收购者开放公共部门。由于现在的瑞典工人比以前享受的保护少了——例如缺乏失业保险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目前的经济危机正在迅速转化为社会危机。在过去12个月里，失业率从5.9%飙升至8.3%，并且到2011年将达到12%。在瑞典，解雇长期工是很容易的。老板只需说没有足够工作就可以撤销劳动合同。这就说明了，在青年失业问题上，为什么瑞典失业率比其他国家上升得都快，位于全欧洲最高，接近30%。

社会民主党、左翼党和绿党最近成立了名为红绿党的联盟，但这个联盟不红也不绿。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危机，因为他们的政策和方法只是意味着对剩余的普遍福利系统的进一步攻击，他们已经失去了重新获得以前群众基础的根基、影响力、支持和前景。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个空壳。党的新领导人莫娜萨林曾经说过：“有时我会觉得我是最年轻的成员，而事实上我53岁了。”

摆在瑞典和其他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面前的任务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重建工会运动——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把工会改造成民主的战斗型组织。从瑞典经验中吸取的关键教训是，除非真正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否则所取得的社会利益都将无法保存。这在当前，我们连向资产阶级赢得最小的让步、获得工作都需要进行革命型的抗争的危机时刻，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改革的基础已经丧失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为社会主义和民主计划经济而斗争。

（译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